特约撰稿 陈碧

朱令案与投毒有关，又与投毒无关。它是法治缺失的悲剧，而不是法治的代价，更不是“无罪推定”惹的祸。为了说清楚这一点，我们就从普通的投毒案讲起。

一、投毒案

投毒是一种古老的犯罪。19世纪之前，很多毒药都无法检测，也就是说，投毒者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。与此同时，也有无辜的人因为莫须有的投毒指控而含冤入狱。

在毒药学、毒理学用于司法活动之前，有不少人就不明不白地死了，即使有所怀疑，也难以证明。我国古代的各种传奇故事里都有砒霜杀人的情节，而17世纪的法国也把这种白色的粉末称为“遗产粉末”，专门用于毒杀有钱的亲戚。

有了科学检测之后，投毒杀人案是不是变少了呢？从数据上看确实如此，砷的检测成功使得欧洲的“遗产粉末”投毒案件大大降低。而质谱仪的发明使得更多的毒药得以显形，这会让投毒者心存忌惮。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为例，在2004年发生的一万四千多起杀人案中，只有十一起使用了投毒的方式。

可以说，科技产生的震慑力，保住了某些人的生命。但也有专家认为，现在的投毒者使用了更为隐蔽的毒药，犯罪仍在发生，只是警方还没有足够的敏感和技术与之抗衡。

因此，发现被害人死于毒物，只是揭开黑暗谜底的第一步，法医毒理学家还在持续努力。而现代的侦审，要解决的难题远不止此。

二、投毒杀人案的侦审疑云

投毒杀人不同于一般杀人，行为人投毒和被害人中毒基本上是分离的，很难直接在被害人身上留下自身的痕迹物证；或者即使发生了接触，但由于毒物作用机理的隐蔽性，也无法证明投毒杀人行为。

以持刀杀人案为例，凶器是很重要的证据，在凶器上有凶手的指纹、DNA 等，再结合尸检报告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形成严密的证据链。反观投毒，因为毒药是一种种类物，无法进行同一认定，不管是砒霜、铊还是铅或者任何一种过量药物。一旦这种毒药不止一人能够获得，就很难证明在死者体内的毒药就是凶手所投之物。原因就是，它并不同一，而只是同类。这比证明“死者身上的致命伤就是被告人买的那把美工刀留下的”难多了。

至于侦查实践中常见的毒物和毒物包装物已经灭失，既不知道来源也不知道去向，这就给证明留下极大的风险。另外，现场发现的指纹、足迹、DNA 等证据，对于与被害人熟悉甚至共同生活居住的被告人来说，证明价值也不大。

很多人会想到口供。投毒案经常会出现“成也口供，败也口供”的局面。如果讯问不够细致、准确，或不根据其供述认真收集固定证据，又或者为时已晚关键证据已经灭失或破坏，那么就会给行为人留下翻供余地。因此，口供肯定很重要，但如何做好防范翻供准备——即使对方翻供，在缺乏直接证据和核心间接证据导致无法证明投毒行为的情况下，意欲证明犯罪事实系由犯罪嫌疑人实施，这在目前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下，颇具挑战。

投毒的证明难题之下，有成功的判例，也有失败的。比如2020年4月1日“吴春红投毒案”再审宣告被告人吴春红无罪，和此前李锦莲案、念斌案、柯长桂案等案件一样，都是投毒案再审宣告无罪的。宣判投毒罪名成立，确实复杂、疑难，这些前车之鉴是提醒我们，必须更加司法公开，更加谨慎的适用法律，让诉讼各方的权利都得到更加充分的保护，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结果。

三、朱令案走到这一步了么？

如前所述，投毒杀人的事实认定确有难度，但并不意味着刑法、刑诉法无能为力，它仍然可以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。

从裁判文书网上的一些参考案件可以看到，警方的工作重点不在口供，而专注于毒物的来源与去向。这样可以结合犯罪动机，大大降低冤枉无辜者的概率；同时通过分析查证毒物的去向，在相互印证的情况下，可以从毒物出发，收集从毒物的准备到投放，再到毒物去向的相关证据，形成一个完整、闭合的证据链。

这样的证据链，可以提交法庭，它经得起所有的“合理怀疑”。律师当然也可以千方百计为投毒者辩护，比如“毒药早就失效”、“被害人的死亡是多因一果”、“行为人追求的是伤害后果而不是死亡后果”，当一个案件这样被控辩讨论时，它就是法治的题中之义。就像康德所言，一个人选择了杀人，那他就理应配得上一个这样的审判，他也配得上死刑；如果不给他，那就是没有把他当作人来看待。

但是，朱令案走到这一步了么？没有。它都没有机会让我们去啃啃这个硬骨头。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是这是一个投毒杀人案，但案件在立案后匆匆撤案，完全没有经历立案监督、提起公诉、一审、二审、死刑复核等环节。犯罪嫌疑人，她因为某些原因逃逸了。就像质谱仪用电子轰击那些气体，把毒物变成电子碎片，毒物呈现出来，而背后的那个人逃逸了。

本案有机会程序用尽，即便警方撤销案件，被害人还可以要求检察机关进行立案监督；警方不立案的，被害人还可以委托代理人自行起诉；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，追凶可以没有时限，可以到天涯海角。或者换了角度说，犯罪嫌疑人本来有机会在法庭上主张自己的无辜，提出各种“合理怀疑”，甚至获得一个法律给予的证据不足的无罪处理结果。但这些，都没有发生。

是什么力量让这个案件迅速在司法上画上了句号？这是人的问题还是法的问题？当有人说这样的结果是因为“无罪推定”的时候，这是不是把脏水泼向了法治？在程序用尽的情况下，是不是才合适讨论“不枉不纵”？答案，应该不言自明。

假如程序用尽，仍然无法对某些人定罪怎么办？法律人常说“法律事实”不同于“客观事实”，刑事审判中的事实认定可能导致“纵案”，即开释有罪者或轻判罪重者。但那是之后的事情，那是法治使出浑身解数之后的事情。

而朱令案，完全没有走到这一步。

所以，“无罪推定”绝对不应该背这个锅。人大，还是法大？我们要怎么选？期待老天开眼或是集体呐喊的力量创造的奇迹？其实，对此案痛心疾首并还在期待重启的同时，我们要知道，法治的惯常才能带给普通人安全感和生活的可预测性。

四、并非尾声

朱令是一个美好的灵魂。这样一个美好的灵魂承担了一场不该由个人负责的灾难，而这场灾难我们亲眼目睹。我们深知这灾难是人为的，而她就在这样的一场灾难中完全被毁灭，明明可以有现世的法律去还她公道，却一定要去等彼岸的审判吗？

在这样的案件中，正义缺席了。但是，如果正义那么容易实现，百分百不出意外，不需要经历曲折和付出代价，那么我们对正义的理解就不可能如此复杂，也不会如此珍惜正义了。因此她的痛苦，就是我们集体的痛苦。我们通过此案，会更加理解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，会知道，有的东西是任何权力都无法夺走的。

所以对于此事，不应该沉默，也不应该遗忘。如果有人试图逃避惩罚，不仅用人治羞辱了法治，还拿法治作为挡箭牌，那就理应永远挂在耻辱柱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