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12月26日上午，在伊宁，我见到了周远。周远第一眼给我的感觉是躲避。他是由妈妈带来见我的，但并没站在母亲身边，而是隔了一段距离。他带顶蓝帽子，上穿蓝色棉卫衣，下着牛仔裤；脸颊消瘦，肤色暗沉，额头上刻着两道不浅的皱纹；背有些弓，整个人又瘦又小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好些。

见到记者，他不喜不悲，几乎面无表情，又有些瑟缩。前往他家的路上，他忽左忽右地走在我们前面，给人一种躲躲闪闪的感觉。

他妈妈带着我们去看曾经的案发地“小白楼”，周远远远地站在马路牙子上，说：“我不去了。”

周远家住原伊宁三中家属楼的二楼，上到一层半时，周远突然停住了：“就在这里他们把我两个胳膊从背后架起来。”

这是幢常见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家属楼，周远家三室一厅，他的爸爸曾是伊宁三中高级教师。

平时，周远住在姐姐家，妈妈在乌鲁木齐为他申诉上访。在伊宁三中的家，已有时日无人居住，几无物件，家徒四壁。周远曾经居住过的房间，一张单人床，铺着陈旧的白褥子，了无人气。

我以为周远会给我们痛陈当年在刑警队，那些警察给他上大背铐、电击他的种种非人折磨；会讲述失去自由的日子多么煎熬。但，我想象中的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说起警察对他的刑讯逼供，十几年蒙受的不白之冤，周远的叙述不带半点感情，断断续续，基本上是问一句，答一句。当我问到，出狱当天见到多年未曾谋面的弟弟，“你还能认得出来吗？”周远看了我一眼：“你说呢？”仿佛我问了个令他不可思议的问题。

他的辩护律师和鹭说，再审中，法官就某个问题问周远，周远说了句，这个事情你们还用问我？你们必须把这件事搞清楚。法官生气了，说：我们现在不就是为了弄清楚吗？“他认为，事情明摆在那里，你们怎么还弄不清楚？”

周远1997年5月17日被抓， 2011年5月21日出狱。这期间发生的每件事他几乎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他记得四天四夜的审讯，记得第一次庭审后对妈妈说的话；他记得在看守所总共呆了3年7个月，记得第二次一审开庭公诉人的指谪。“在看守所，在监狱，哪天哪天干了啥，我都记在脑子中了。”

周远记得，他的爸爸最后一次来看他是在2006年6月。7月，他爸爸就去世了。“一年多我爸没来，我就预感到了。”但他硬是忍着没有问妈妈，直到五年后出狱。

在狱中，周远申诉过一次，被新疆高院驳回。之后他再也没有申诉过。他也从来不给人说他的案子，“我怕说多了，劳积（劳改积极分子）也拿不到。” 影响减刑。

妈妈在外为他申诉。对此，周远并不抱希望。他以那种认命的口吻说：“在监狱，他们说我就是吃亏在长了一张罪犯样。”这话几乎让我哑然失笑。

1998年8月30日前，周远还坚信自己一定能出去，“因为那么多的事情，总有人会被抓住的”。但死缓判决下来后，“我就不相信了。没希望了”。

至今，“我的案件材料我不看，全是假的，有什么看的？”

我曾经问周远，在监狱你想外面的世界，想自己的案子吗？

他的回答又一次令我意外：“我不想，不能想。一想脑子就充血，感觉血直往头上涌。”

2011年5月21日，周远出狱。他“监狱里的东西一件都没有带”，穿着妈妈送来的衣服，走出监狱的大门。

和别的苦主不同，周远既不滔滔不绝，也不愤恨不已。他脸上，没有悲伤，没有愤怒，更多的是认命和自弃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在监狱那种地方，即使是被冤枉的人，选择认命是常态。

我问周远心中有没有恨，有没有想过复仇，起初。他摇了摇头，沉默半晌才说：“我心里也恨，我想有一天找到打过我的那个刑警，嘲讽他几句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心里清楚我也清楚。”

这是整个采访中，他唯一的一次情绪表达。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