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1]刑民冲突的症结，仍在于违背了程序正义的理念。程序正义的理念产生于西方法治传统，是在正当法律程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变而来。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把程序正义划分为三种：第一种是“纯粹的程序正义”，第二种是“完全的程序正义”，第三种是“不完全的程序正义”。他认为刑事诉讼就是“不完全的程序正义”。因为无论如何精巧地设计程序，认定无辜的人有罪或相反的结果总是难以避免的。程序正义论者认为，宥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局限，案件事实真相往往难以确定，所以只能假定，只要是根据一贯公正的程序作出的，那么这个裁判结果就是公正的。[2] “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”，这种以程序为本位，认为没有独立于程序正义之外的实体正义的理念，在我国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些学者的书斋中或纸面上，远未登堂入室，获得立法者或司法界的赞赏和认同。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领域，占据主流的仍是程序工具主义思想。当前颇有市场的“程序”、“实体”两个“轮子”缺一不可的理论，也不过是程序工具主义的一种变形或翻版。 虽然我们不能抛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因素，而空谈什么程序正义。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强调国情而背离国际通行的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准。[3]本来，如果有公正的程序作保障，那么，即使因认识错误或者其他原因，司法机关误将民事案件纳入刑事诉讼，其最终结果，被告人仍应获得无罪的裁决，并使纠纷重新转入民事诉讼或者以其他方式另行解决。但是，审视我国的刑事诉讼现状，没有沉默权的保障，被追诉人被迫自证其罪，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强制措施的滥用，刑讯逼供现象的屡禁不止，案件的久侦不破或久拖不决……诸如此类的现象，使我们对不幸被纳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民事纠纷当事人的命运，难免不抱着较为悲观的态度。 程序正义并不仅指程序本身是否完善，它主要是一种观念或价值取向。程序正义的核心，是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对司法机关的公权的遏制。或者说，程序正义就是给公权戴上镣铐，给私权装上翅膀。当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发生冲突时，我们选择和取舍的标准也只能是程序正义。我们无法凭借实体的结果对其是否公正做出评判，不管这种实体结果是刑事实体结果，还是民事实体结果。 在刑民冲突案件中，坚持程序正义，打击犯罪与保护私权并重，寻找公权与私权、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。也就是说，在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之间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，以程序正义为指南，寻求一种相对的、动态的平衡，是解决刑民冲突的根本出路。 当然，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”，坚持程序正义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辛普森一案辛普森刑事无罪，民事败诉，即是美国为程序正义所付出的代价。古罗马法有条原则叫“罪案有疑，利归被告”，《尚书》中记载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坚持“宁纵勿枉”还是“宁枉勿纵”，是判断是否坚持程序正义理念的试金石。具体到刑民冲突问题，要坚持程序正义，则宁可将刑事案件误为民事案件，也勿将民事案件误作刑事案件。 西方有句谚语：“让上帝的归上帝，恺撒的归恺撒。”借用这一句式，我们期望在司法领域，让刑事的归刑事，民事的归民事。黑格尔说“存在即合理”，但存在未必就是好的。刑民冲突现象有它的生存土壤，但随着土壤成分及 “温度”、“水分”等条件的变化，终有一天，它必将“枯萎”而死。刑民冲突的彻底解决，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，而绝非能够毕其功于一役。但刑民冲突现象的逐步减少，刑民诉讼关系之间的和谐绝对值得我们期待。根据冲突理论，冲突无所不在，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冲突，对社会发展反倒有益。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，刑民诉讼之间的适当冲突，不也同样给司法领域增添了些许异彩和挑战？
[1] [意]皮罗·克拉玛德雷：《程序与民主》，翟小波、刘刚译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3页。 [2] 参见[美]罗尔斯：《正义论》，何怀宏等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81-82页。 [3] 陈瑞华教授总结了程序正义的最低限度六项标准，分别是：程序参与原则、中立原则、.程序对等原则、程序理性原则、程序自治原则、程序及时和终结原则。参见陈瑞华著：《刑事审判原理论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60-61页。]]>
会员登录关闭
注册会员关闭